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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的变迁

发布时间:2018/06/29 14:26:00    作者:刘仕斌    来源:景东县纪委县监委

儿时的记忆里,每逢遇到亲戚邻居取妻嫁女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全村人最快乐的时光,可以暂时放下家务杂活,穿上新衣,共赴宴席。此时,壮年男女在忙碌着搭松棚、杀猪、以及迎亲等各种活动,老人则在听着唢呐聊天,孩子们棚子里追逐嬉戏,开心至极。那时的宴席虽然简单,但足以给清淡的生活增加些“油水”,打打牙祭,无疑是让人难忘的。

80年代初期,刚刚经历文革的禁锢,生活也开始由饥饿逐步转向温饱,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生活,宴席成为展示生活水平和凝聚人气的最佳方式。那时对于宴席,大家是非常欢迎的,操办时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相互帮忙,食材大多也是主人自己养的猪鸡和种植的蔬菜。操办的基本是婚丧两种宴席,其他的宴席是很少操办的。去赴宴席,随礼是少不了的,但是很俭朴。据父亲讲,一般随礼就是三斤五斤大米或者一个瓷盆、毛巾、热水壶等日常用品,假如是现金一般就是1至2元,最多不超过5元。不存在操办宴席赚钱,更没有利用宴席借机敛财一说。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宴席的操办也变得奢侈起来,鸡鸭鱼猪肉自然是少不了,高档烟酒也慢慢搬上餐桌;操办的名目也渐渐增多,除婚丧宴席之外,小孩满月、过生日、升学、入伍、老人过寿、乔迁新居等等;随礼也从10元到50元,甚至100元,呈逐年上升。人们对于宴席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份喜悦,多了份抱怨。感觉这繁多的宴席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多了“金钱”的味道。那时我正在读书,家里的负担本来就重,父母经常说宴席之情让人难于承担。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不得不在很少的工资里拿出大部分用于宴席随礼支出。

进入新世纪,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宴席之灾愈演愈烈,操办的名目越来越多,随礼的份子钱也越来越高,常常压得我们这些没有积蓄的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到了冬季,宴席一场接着一场,有时甚至一天要应付三四场,宴席高峰的时候工资不够当月随礼。对于各种宴席,可以说到了恐惧的地步,不去吧,没有面子伤了感情,去吧,随礼的份子钱让人越来越承受不起。再说,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吃剩大半,被无情的倒入泔水桶,心中甚是难受。

更有甚者,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在操办宴席上动歪脑筋,不再仅仅邀请亲朋好友同事,而是把邀请对象扩大到管理服务对象和下属员工,成为一条输送不当利益的灰色链条和滋生腐败的温床,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

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的宴席,大部分人被裹挟其中,既是始作俑者,又是受害者,但好像谁也不力改变。

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规定的出台,人们开始期盼着能出台相应的规定,刹刹大操大办宴席这股歪风邪气。2014年,我们景东县,出台了《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宴席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除了婚丧之外不得操办其他宴席,在办理宴席之前必须报备,对邀请人员范围和操办的桌数也作出了限制,还要求签订廉政承诺。这一措施的出台,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大操大办的陋习得到了初步遏制,大家随礼的份子钱支出也呈逐年减少,受到欢迎和好评。

可是在广大农村,大操大办宴席依然存在,农村群众一方面在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名目繁多的宴席中“恶意透支”着劳动成果。2016年,到安定镇中仓村帮扶的困难群众家走访后得知,当地群众的支出中,人情往来也就是宴席随礼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的甚至占到了整个家庭支出的6成,可以说大操大办和宴席上的铺张浪费成为了农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路上的一只拦路虎,限制大操大办宴席成为群众的一大期盼。

今年3月12日,云南省纪委监察委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喜庆事宜的通知》,限制农村操办宴席不超过20桌和随礼不超100元的上限在网络和大街小巷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上、微信朋友圈以及闲聊中,纷纷点赞,好评如潮。如老家文录村总支书记杨明显逢人就说“这个规定我是举‘双手’赞成,这几年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村大操大办宴席,除婚丧事宜外,乔迁新居、子女上学入伍、探视病人、‘杀猪饭’等都成为了大操大办的理由,这股歪风是该好好刹刹了,现在文件下发了,规定有了,我们管理起来也有了底气,真是及时雨......”对省纪委的规定,我挂包帮扶的胥正祥也说:“我家就我一个人,过去,平时打临工的收入,大部分用在了亲朋好友和邻里做客的随礼上,而我自己没有可操办的,随礼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负担。今后做客随礼少了,我的负担也就轻多了,脱贫也更有信心。”

也许,一个规定的出台,不可能马上遏制所有的社会弊病,就像一剂良药不可能包治百病一样。但是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的群众,都开始逐步遵守限制大操大办的规定和抵制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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